分类:古诗文集时间:2023-05-01 17:24作者:未知编辑:猜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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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斗薯代军事家——尉缭,生卒年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姓失传,名缭。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闻名的军事理论家,同时也是秦始皇的情报兼特务头子。有人说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学成后即过着隐士的生活,后应魏惠王的邀请,曾向其陈述兵法。
魏国在前334年招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尉缭可能就在这时至梁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一书即是他与迟闷梁惠王晤谈军事学的一个记录。但由于庞涓当权,尉缭等人都未见用。从《尉缭子》的谈话内容看,尉缭不仅认识魏国的国情,而且处处为振兴魏国着想,表现了他热爱故土的深情,以及对秦兵压境的忧虑 尉缭
。他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来到秦国的,此时秦王政已亲秉朝纲,海内形势稳定,秦王正预备全力以赴开展对东方六国的最后一击。 当时的情况是,以秦国之力,消灭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六国要是联合起来共同对秦,情况就难料了。所以摆在秦王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能使六国不再“合纵”,让秦军以千钧之势,迅速制服六国,统一天下,避免过多的纠缠,以免消耗国力。离间东方国家,虽然是秦国的传统做法,而且李斯等人正在从事着这项工作,但是采用什么方法更为有利,则仍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是历史上从未有人干过的事情,年轻的秦王嬴政深知这一点,他不想打无预备之仗。 另外,码销弯当时秦国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战将如云,猛将成群,而真正谙熟军事理论的军事家却没有。靠谁去指挥这些只善拼杀的战将呢?如何在战略上掌握全局,制定出整体的进攻计划呢?这是秦王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自己出身于王室,虽工于心计,讲求政治谋略,但没有打过仗,缺乏带兵的经验。李斯等文臣也是主意多,实干少,真要上战场,真刀真枪地搏杀,一个个就都没用了。 关于尉缭的真实生活年代犹如其他历史名人一样无从查考,只能从历史文献的残篇断语中推断,但是这往往前后矛盾漏洞百出。比如人们推断在334年见过魏惠王,但《史记》中明确记载了他最终在秦王嬴政时担任了秦国的高级职务。这个时间跨度近百年,显然有违常识。因此,就像对其他历史人物一样,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尉缭一到秦国,就向秦王献上一计,他说:“以秦国的强盛,诸侯好比是郡县之君,我所担心的就是诸侯‘合纵’,他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这就是智伯(春秋晋国的权臣,后被韩、赵、魏等几家大夫攻灭)、夫差(春秋末吴王,后为越王勾践所杀)、渭王(战国齐王,后因燕、赵、魏、秦等联合破齐而亡)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爱惜财物,用它们去贿赂各国的权臣,以扰乱他们的谋略,这样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 尉缭
侯则可以尽数消灭了。”一番话正好说到秦王最担心的问题上,秦王觉得此人不一般,正是自己千方百计寻求的人,于是对他言听计从。不仅如此,为了显示恩宠,秦王还让尉缭享受同自己一样的衣服饮食,每次见到他,总是表现得很谦卑。 尉缭不愧为军事家,不仅能够掌握战局,制定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而且还能透彻地熟悉人、分析人。经过与秦王嬴政不长时间的接触,他便得出了秦王“缺少恩德,心似虎狼;在困境中可以谦卑待人,得志于天下以后就会容易吞食人”,“假使秦王得志于天下,那么天下之人都会变成他的奴婢,绝不可与他相处过久”的结论。 这是嬴政自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人公开道出他的性格本质,第一次有人这样评论他,而且切中关键,句句是真。从后来统一天下之后嬴政的所作所为来看,与尉缭所言毫无二致。 尉缭认清秦王嬴政的本质,便萌生离去之心,不愿再辅助秦王,并且说走就走,真的跑了。幸好秦王发现得快,立即将其追回。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像尉缭这样的军事家如何能让他走?于是,秦王嬴政发挥他爱才、识才和善于用才的特长,想方设法将尉缭留住,并一下子把他提升到国尉的高位之上,掌管全国的军队,主持全面军事,所以被称为“尉缭”。 现在,心存余悸的尉缭不好意思再生去意了,只好死心塌地地为秦王出谋划策,为秦的统一做贡献。
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
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折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阵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
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马,万人一将,以少诛众,以弱诛强。试听臣言,其术足使三军之众,诛一人无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国人乎?
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臣谓:「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何则?「必死与必生,固不侔也。」听臣之术,足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莫当其前,莫随其后,而能独出独入焉。独出独入者,王伯之兵也。
有提九万之众,而天下莫能当者,谁?曰:「桓公也伍高。」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敢当者,谁?曰:「武子也。」今天下诸国士所率无不及二十万众者,然不能济功名者,不明乎禁舍开塞也。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故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如赴千仞之溪。」
今国被患者,以重币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将者曰:「无为人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
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战不胜,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内自致也。天下诸国助我战,犹良骥騄耳之駃,彼驽马鬐兴角逐,何能绍吾后哉?
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海内。」
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
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
战威 第四
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如此,所以三胜者毕矣。
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逾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此五者,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
善用兵者,能夺人而薯橘汪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
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
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
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
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
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民不饥,务守者地不危,务战者城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本务者兵最急。
故先王专务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则居欲重,阵欲坚,发欲毕,斗欲齐。
王国富民,伯国富士,谨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食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
故曰:「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数仔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
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则师虽久,而不老不弊。
《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役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兄闭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役胜败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役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预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役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役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仔销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治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练习和准确指挥的重要性;羡戚裂《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练习的方法、步骤和练习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练习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役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闻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陵扒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槐老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毕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尺明昌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作者尉缭,生平不详,战国后期军事理论家。
《尉缭子》一书中《天官第一》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认为他是梁惠王(亦称魏惠王,西元前370~前319年在位)时人。尉缭的战功政绩虽鲜见于史书,但他却是一个有才能的军事理论家。《尉缭子》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惜为残简。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宋《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觏证》、 *** 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
《尉缭子》自汉以后,历代均有著录,然而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缭子》继续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在战役观上,它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役,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战役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役。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役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种”和“表”、“里”,指出“兵者,以谨宴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役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
《尉缭子》注意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预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意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意军队的练习,论述了练习的目的、方法、步骤及练习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练习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详细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征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薯晌绝。同时也应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数姿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用扬弃的观点来看待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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