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好词好句时间：2022-11-16 12:38作者：未知编辑：猜谜语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汉族的古诗,以及汉族的由来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
中国古代汉族诗歌体式繁多，在古诗的分类和叫法上也众说纷纭。尤其是对于乐府、古风、歌行体三类诗，更易混淆。因为，从形式上看，乐府体与古风都是五言体，七言古诗与歌行体都是七言体，很难区分。但是，从古代以来，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它们在表达内容、手法、风格特色的区别，对它们有约定俗成的称呼。
人教版八年级（下）在《诗五首》的“研讨与训练”第二题中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都是‘歌行体’诗，形式自由，语言流利，格调奔放。请从句式、叙事、抒情等方面说说这两首诗的异同。”
《咏柳》
又九年级（上）知识短文《怎样读书》中说：“杜甫的《石壕吏》格律较宽，叫古风……”
这里的叫法，不符合习惯。人们习惯上把杜甫的《茅屋》一诗叫做“七言古体诗”，而把岑参的《白雪歌》叫做“七言歌行体”，编者也明显看到了两诗的“异”，所以出了这样的问题。而杜甫的《三吏》《三别》虽然在形式上与“古风”同为五言，但习惯上人们把《石壕吏》叫做“新乐府”，而不叫“古风”。为了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对中国古代诗歌体式作一简要回顾。
胡令能诗作
我国最早的诗体是四言的“诗经体”，接着出现了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体”（也叫“骚体诗”），后者用连词“之”和语气助词“兮”将句式变长，如“帝高阳之苗裔兮”（《离骚》）、“操吴戈兮披犀甲”（《国殇》），这为后来的五、七言诗提供了先例。因此，《诗经》与《楚辞》成为中国诗歌之源。
至汉代，出现了专门负责搜集各种汉族诗歌、民歌的机构“乐府”，它所搜集的最有影响的是汉族民间诗歌，这就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汉乐府民歌”。它最大的特点是现实性强，通俗明快，形式上以五言为主。如教材八年级（上）中的《长歌行》及高中课本中的《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即是“正宗”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体式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至东汉末年，代表文人五言诗成熟的《古诗十九首》出现，其中吸收了乐府民歌的许多特点，这对古诗体式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及唐代，汉乐府的发展衍变形成两种主要的形式。
曾几诗作
一种是文人以模仿为创作的“古题乐府”（也叫“旧题乐府”），它借用“汉乐府”的题目，写新的内容，如同“旧瓶装新酒”，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七上）、杨炯的《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九下）、李白的《蜀道难》《将进酒》（高中）等。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虽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但写的内容是新的，不过与原题有一定的联系，如“从军行”与军队军事有关，“雁门太守行”与边塞有关。文人模仿乐府在内容上从汉乐府的叙事为主转变为以抒情为主；在形式、手法上，则借鉴其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提高了艺术品位。“古题乐府”有五言与七言两种形式。七言的古题乐府，今能见到最早的是三国时曹丕的《燕歌行》，至南朝齐梁时的鲍照始大力为之，写出了《拟行路难》（18首）等。乐府诗可以歌唱，而七言乐府体主要是以吟诵为主，在内容篇幅上，一般比较长，吟诵时如行云流水，一气而下。它可以自由转换韵脚来极尽内容多变、结构转折、气魄壮阔、感情跌宕多姿之妙，这种诗体相宜于承载较大思想内容、抒发激越奔放之情，既有古乐府通俗明快的特点，又以文人抒情言志为主，形式以七言句式为主，间有杂言，文采飞扬，读来抑扬顿挫，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歌行体”。
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了“汉乐府”叙事为主、反映现实的内容特点和浅显平易通俗的表达特点，用它来反
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关注。它并不再借用“汉乐府”的原有题目，而是根据反映事件的不同内容而命名，所谓“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唐朝的杜甫关心国事，用笔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写了许多这样的诗，如《兵车行》（高中）专写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战役给人民带来的灾害，《三吏》（《潼关吏》《新安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写“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痛苦等。这些诗，主要是在实质上继续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形式上与五言古体诗无异。稍后的元结、顾况等诗人也写过这样的诗。至中唐时，白居易、元稹等现实主义诗人为了拯救当时国家的衰落，用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弊端，以引起统治者的注重，遂大力提倡杜甫、元结这些诗歌形式，并冠之于“新乐府”的称号，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自己也写了不少的“新乐府”，形式上五言、七言都有。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九上）、《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杜陵叟》等，都是叙事性强、平易通俗的“新乐府体”。《竹林答问》中说：“古诗、乐府之分，自汉、魏已然。乐府音节不传，唐人每借旧题自标新义。至少陵，并不袭旧题，如《三吏》《三别》等诗，乃真乐府也。”（《清诗话续编》22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概要地指出了新乐府诗的特点。
文人学习“汉乐府”的还有另一类情况，主要是将乐府诗平易通俗的特色引入抒情古体诗中，体现出与以往五言古体诗质朴古奥不同的特色，代表作是李白的《古风》（58首）组诗。 “古风”从形式外表上看，与五言古体诗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抒情内容和方式上，却有区别。清代赵执信《声调谱》中在回答乐府与古体诗之间区别时说：“音情迥别，于此悟入，思过半矣。”（《清诗话》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音情”指的就是内容感情风韵方面的区别。《瓯北诗话》中更进一步指出：“盖古乐府本多托闺情女思，青莲深于乐府，故亦多征夫怨妇惜别伤离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蕴藉吞吐，言短意长，直接国风之遗。少陵已无此风味矣。”（《清诗话续编》1142页，1983）由此可见，虽同受“汉乐府”影响，杜甫的“新乐府”与李白的“古风”是有区别的。在唐人诗集中，直接标以“古风”题目的很少。“古风”、“五言古体”、“新乐府”在形式上自由，不讲格律，所以也没有“格律较宽”的问题。
凤求凰
七言歌行体发展到唐时，也出现了两种情况。因为唐时出现了“格律诗”（也叫“近体诗”，以区别以前不讲格律的“古体诗”），所以，一种是有意把格律诗的一些句法、手法引入古体诗中，一种是有意避开格律诗的句法、手法。习惯上，人们把前一类叫做“七言歌行体”，后一类叫做“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
初唐的一些诗人在继续南朝齐梁诗歌的华丽铺陈基础上，尝试将七言格律诗的句式和对仗等手法引入歌行体中，于是出现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闻名诗篇，形成篇幅雄壮、气魄宏肆，散句中杂以格律、对仗等句式，以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内容见长，读来抑扬顿挫，跌宕多变，为人称道，人称“初唐体”，遂使七言歌行体面貌一新。至盛唐，高适、岑参等用此体式写了大量的边塞诗，如高的《燕歌行》及岑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八下）、《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九下）等，这些诗充分发挥了“初唐体”的特色，内容丰富壮阔，感情奔放激越，形象雄壮秀丽，手法技巧多样，语言骈散结合、柔美多姿，读来令人意气昂扬。至中唐白居易等人，又在这种体式中融进叙事成分，写出了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体又出现了新的发展。直至清代初期，吴伟业（号梅村）用这种诗体写出了《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等名篇，以诗咏史，形式上更讲究技巧，辞藻富艳，用典精切，形成多姿多态的艺术风貌，柔美动人，脍炙人口，更将七言歌行体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称“梅村体”。到了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还用这种体式写出了《颐和园词》等诗。
杜甫陶像
而杜甫、韩愈等诗人则在七言乐府体中有意识地避开律诗的句法句式，以体现出古奥、质朴的风格特色，多用散句，多用“三平”、“三仄”收尾（如“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凹”、“入竹去”、“自叹息”、“冷似铁”等），多用奇崛古朴的语言，以体现折拗郁勃的特色，这在律诗中是不答应的。在内容风格上，这类诗往往以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刻沉郁的感情为主，与前一类歌行体的浓郁浪漫主义色彩不同。但讲究内容的壮阔、气魄情感的奔放激越，结构的转折多变，又符合七言歌行体的总体特色。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下），李益的《登天坛夜见海》，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卢仝的《月蚀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具有这样的特色，习惯上被称为“七言古体”。
诗仙李白
关于七言歌行体与七言古体诗的区别，前人论述非常多，刘熙载的《诗概》中是这样区分两类特点的：“七古可命为古、近两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清诗话续编》2436页）这里所说的“古”指的就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的七言古体，它继续了汉魏古诗的古朴质实的特点；“近”则是指“初唐体”发展而成的七言歌行体，它继续了齐梁尚巧求丽的特点。可以说，这是在汉魏六朝七言乐府诗的大树上结出的两个不同风味的果子。以上大概是我国古体诗的基本概况，它与唐代出现的格律严整的近体诗（格律诗），成为我国古诗的基本形式。
诗句如下： 1、《送别》【唐】王维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2、《乌衣巷》【唐】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平常百姓家。 3、《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
中国古代诗歌，一般称作旧诗，是指用文言文和传统格律创作的诗，广义的中国古代诗歌，可以包括各种中国古代的韵文如赋、词、曲等，狭义则仅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
然而题主所说：”中国汉族传统诗歌“严格来讲是不存在的。中国历史本来就是多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诗歌，本来就包含着各族人民的共同创作。《越人歌》、《敕勒歌》、《木兰辞》等，都是当时“少数民族”的杰作；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深受南方民族的影响，陶渊明的出身或为溪族，刘禹锡为匈奴人后裔，元稹为鲜卑人后裔。。。所以即便是仅以传统的汉语诗歌为主而撰写的诗歌史，不仅仅是汉族诗歌史，而是包含多民族诗歌创作的中国诗歌史。
五言绝句是汉族诗歌体裁之一，属于绝句的一种，就是指五bai言四句而又合乎律诗规范的小诗，属于近体诗范畴。有仄起、平起二格。此体源于汉代乐府小诗，深受六朝汉族民歌影响。到了唐代与近体律诗如孪生姐妹，并蒂双花，以其崭新的异彩出现在诗坛上。五言绝句仅二十字，便能展现出一幅幅清新的画图，传达一种种真切的意境。因小见大，以少总多，在短章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是其最大特色。代表作品有李白的《静夜思》、柳宗元的《江雪》、王维的《鸟鸣涧》、杜甫的《八阵图》、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等。
五言绝句属于近体诗范畴。绝句，或称截句，断句，短句；或以为“截取律之半”以便入乐传唱，各家解释并不一致。绝句由四句组成，有严格的格律要求。常见的绝句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而六言绝句较为少见。五言四句而又合乎律诗规范的小诗，叫做五言绝句，简称五绝。
从北周诗人庾信的一首题为“绝句”的五言诗来看，五言绝句不是唐代诗人创造的，其文体形式至少是南北朝末期就已形成了。“客游经岁月，羁旅故情多。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这是庾信的《和侃法师三绝》之一。此诗平仄粘缀，完全符合唐人格律，第二、四句尾是平声韵，第一、三句尾都用仄声字，诗题已称为“绝”。但在唐以前如此工整的五言绝句并不多，直到了初唐以后，产生了近体诗，五言绝句才被逐步地得以完善和定型，而此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
由于受字数的限制，较之其他体制的汉族诗歌体裁，五言绝句在创作时对其语言和表现手法就要求得更加简练、概括，创作难度就更大。张谦宜对此就以“短而味长，入妙尤难”八字加以概括，因此，五言绝句自然而然的成为盛唐诗歌中最为璀璨的明珠，是唐诗中的精华。五绝在初唐时起点较高，像“初唐四杰”、宋之问等都有佳作，特殊是王勃的五绝，以其优柔不迫被沈德潜誉为“正声之始”。盛唐时，崔国辅、孟浩然、储光羲、祖咏等一大批文人对五绝作了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其中王维、李白更是把五绝的创作推向了极致，使
不知道你问的是诗文，还是诗歌。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现存的最早一部汉族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
《诗经》，是现存的最早一部汉族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世纪至前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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