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古诗文集时间:2023-04-12 17:24作者:未知编辑:猜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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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商君书》译文:
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具体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紧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
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大,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管理国家,官吏既很认识,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智慧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
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管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此文出自战国时期法家学派商鞅。
创作背景:
《商君书》论述了“强国弱民”。例如:《商君书》中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故曰: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能够战胜强敌、称霸天下的国家,必须控制本国的人民,使之成为“弱民”,而不是“淫民”。
商鞅认为国家的强势和人民的强势是对立的。只有使人民顺从法律、朴实忠厚,人民才不易结成强盛的力量来对抗国家和君主,这样国家才会轻易管理,君主的地位才会牢固。但是,不要把“弱民”理解成“愚民”。
《商君书》中认为人性本恶,必须承认人之恶性,管理国家要以恶治善才能使国家强盛。《商君书》中主张重刑轻赏,他认为加重刑罚,减少奖赏,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
垦令
作者:商鞅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
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
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别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
农事不伤,农夫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农夫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夫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夫无所闻变见方。农夫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夫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迂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夫不饥,行不饰。农夫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来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饷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夫不败。农夫不败,则草必垦矣。
译文
不答应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如果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夫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夫就不会受到危害。农夫就不会受到危害,就会有充裕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那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
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那么国家的田赋制度就会统一,而百姓承担的赋税才会公平。国家的田赋制度统一了,就会在百姓中有信誉,有了信誉大臣便不敢做不应做的事。百姓的负担公平,就会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业,百姓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就不会容易改变。如此百姓就不会议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会感到官吏害民。百姓就不认为君主不对,心中也不恨官吏,那么壮年农夫就会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改做其它行业。壮年人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年轻人一定会不断向他们学习,从事农业生产。年轻人不断学习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要因为外国的权势来给某些人封爵加官,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蔑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笨,百姓愚笨无见识,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夫不轻蔑农业,就会努力生产而不偷懒。国家的安全没有危险,农夫尽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士大夫贵族的俸禄高并且收税多,吃闲饭的人也众多,这是危害农业生产的事,就要凭他们吃闲饭的人数收税,从重役使他们。那么这些邪僻、淫荡、四处游说、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士大夫贵族也没有办法多收留食客。这些懒惰的人就没处混饭吃,就一定务农。人们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商人不准卖粮食,农夫不准买粮食。农夫不准买粮食,那么懒惰的农夫就会努力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商人不准卖粮食,到了丰收年就不能靠卖粮谋利来增加享受了,那么饥荒之年也没有充裕的厚利可图。没有厚利可图,那么商人一定会害怕经商,会想去务农。懒惰的农夫努力从事生产,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供人享乐的音乐和奇特的服装不准在各郡县流行,那么农夫在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奇特服装,在家里休息时听不到使人丧失意志的音乐,那么他的精神和意志就不会涣散。到田间劳动时看不见奇特的服装,那么他的心思一定会用心在农业生产上。心思专一且意志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用佣工,那么卿、大夫、家长就没有办法建筑修缮自家府院的房屋,他们那些娇生惯养的儿女就无法不劳动吃闲饭,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那些靠给人作佣工生活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样他们就一定去务农。卿、大夫、家长不建房修房,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受到危害。卿大夫娇生惯养的儿女和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懒汉不再偷懒,那么原有的农田就不会荒掉,农业生产不会受危害,农夫更加努力从事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对从事农业生产迟疑不定的人就不会外出四处环游,而且那些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统一治理山林、湖泽,那么讨厌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婪的人就没有吃饭的地方。没有吃闲饭的地方,那么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租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本钱十倍,假如这样的话,卖酒、肉等东西的商人就会减少,农夫也就不能纵情饮酒作乐,大臣也就不会荒废政事而吃喝享乐。从事经商的人少了,那么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农夫不能纵情饮酒作乐,那么农夫就不会懒惰。大臣不荒废政事,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不会拖延不办,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农夫不怠慢放松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处罚措施,并且建立联保组织,使他们互相监视,假如一个人犯了罪,其他人一起受处罚,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急躁的人就不再敢打架斗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争吵斗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这五种人在海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百姓愚昧迟钝就安居不迁移,那些摇唇鼓舌疑惑农夫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了。愚昧无知、性情浮躁多欲念的人也能用心从事农业生产了,那么农夫就一定会安心务农。农夫安心务农,愚昧迟钝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等同地发布有关卿大夫、贵族嫡长子以外弟子担负徭役赋税的法令,根据他们的辈份让他们服徭役,再提高他们服徭役的条件,让他们从掌管为服徭役之人供应谷米的官吏那里领取粮食,他们就不可能逃避徭役,而且想做大官也未必能够获得,那么他们就不再四处游说或投靠权贵,就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诸大夫们,对那些有关博学多闻,能言巧辩,到外环游居住外乡之类的事都不准做,更不准到各郡县去居住游说,那么农夫就没有地方能听到奇谈怪论。听到蛊惑人心的学说。农夫没有地方听到异端学说,那么有聪明的农夫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来从事的农业,而那些愚笨的农夫就会无知识,不喜欢学问。愚笨的农夫无知识,不喜欢学问,那么就会积极务农。有聪明的农夫不脱离他们原来所从事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的市场上不准有女子,还要命令内部市场上的商人自己给军队预备好铠甲兵器,让他们时刻关注军队军事行动开始时的战斗动员 ;还要让军队内部的市场不能有私自运输粮食的人,那么那些奸诈狡猾的人就没有办法找到隐藏粮食的地方,偷运来粮食的人就不能私藏偷运来的粮食,那些轻浮懒惰的人就不能到军中市场上游荡。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卖,运送粮食的人全由国家派出,轻浮懒惰的人不能到军中市场游逛,那么农夫就不能四处游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浪费,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政令和统治措施必须一致,那么到期离任和升官的官吏就没有办法弄虚作假来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也不能隐藏自己的错误举动。错误行为不能隐藏,那么官吏中就会没有不正派的人。升迁的人不用粉饰自己,接任的官吏不敢更改制度,那么官史的从属人员就会减少,农夫的负担就不会过重。官吏中没有邪恶的人,农夫就不用到外躲避邪恶的官吏;农夫不用四处躲避,那么农业就不会受到危害。官吏的从属小吏少了,那么征收的赋税就不会多。农夫的负担不重,那农夫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就多。农夫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多,征收的赋税也不多,农业不受损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口、集市上商品的税收,那么农夫就会讨厌经商,商人就会对经商产生怀疑甚至懒得干的思想。农夫讨厌经商,商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业怀疑,不愿意经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根据商人家的人口数量向他们摊派徭役,让他们家中砍柴的、驾车的、供人役使的、做僮仆的人都一定要到官府登记注册,并且按名册服徭役,那么农夫的负担就会轻,商人的负担就会重,来来往往送礼的人就不会在各地通行。假如这样,农夫就不会饥饿,做什么事也不用送礼讲排场。农夫不挨饿,做什么事不送礼,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对国家让做的事积极努力,并且个人的事也不会荒废,那么在农业上的事就会做好。农业上的事优先发展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的人不能花钱雇别人的车,更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人货物。车、拉车的牛、车在运粮时的载重量服役时一定要同注册登记时一致。假如这样的话,那么运粮车就会去得迅速回来得也快,运粮的事就不会危害农业生产。运粮不会危害农业生产,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赖。奸民没有了依赖,那么他们做坏事就得不到鼓励。做坏事得不到鼓励,那么奸民就没有了靠山的支持者。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夫就不会受到危害。农夫不会受到危害,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说民
作者:商鞅
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乱有赞则行,淫佚有徵则用,过有母则生,奸有鼠则不止。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
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
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杀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故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国强;富者贫,三官无虱。国久强而无虱者必王。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
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不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
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译文
巧言善变,智慧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荡有了引导才能做起来,错误有了根源才能产生,罪过有了庇护的场所就无法制止。这八种东西结成群,民众就会不受政府法令的限制国家就会被削弱;政府的法令能压制住民众,兵力就会强盛。所以,国家假如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没有办法派遣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一定会被削弱直到灭亡。国家没有这八种东西,国君就有办法役使民众去防守和打仗,国家就一定兴旺,直到称霸天下。
用所谓的善民管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所谓的奸民管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所谓的善;使民众疏远分开,互相监督。这就是所谓的奸。表彰所谓的良民,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民来管理,那么民众中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民众的错误被掩盖,那么民众就会凌驾在法规之上;民众的罪过受到惩罚,那么国家的法规就能压住民众。民众凌驾在法规之上,国家就会混乱;法规限制住民众,国家的兵力就强盛。所以说,用所谓的良民整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民管理国家,就一定能管理好国家,直到强盛。
国家用难以获得的实力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效果;国家用轻易得到的空谈去攻打其他国家,用一分力量会损失百倍的力量。国家喜欢实力,这叫用难以得到的东西去攻打别国。国家喜欢空谈,这叫用易于获得的东西去攻打别国。民众喜欢做空谈之事,国家就难以役使他们去从事农耕和作战,国家的法规督促民众作难以做到的事,战役中利用民众这些实力去攻打别国,动用一份力量能获得十倍的收获;国家的法规督促民去做轻易做的事,战役中用民众所难具备的东西攻打别国,那么出十分的力量会损失百倍。
刑罚重了,爵位显得尊贵;赏罚少了,刑罚才更威严。爵位尊贵,这是郡主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才能拼死为君主效命。所以强大的国家使用刑罚,民众就能被君主役使;施用奖赏,那么君主就会受到尊重。法令周详,那么刑罚就会繁多;法令简明,那么刑罚就会减少。民众不听从管治国家就会混乱,混乱了又去管理它,就会更乱。所以管理国家要在社会安定的时候,那么才能管理好。在它混乱的时候去管理,就会更乱。民众的心情本来希望国家安定,他们做的事情却是国家混乱。所以使用刑罚,对民众犯的轻罪施行重的刑罚,那么稍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峻的犯罪就不能出现了。这就叫国家安定的时候去管理。使用刑罚,犯重罪的重罚,犯轻罪的轻罚,那么稍微的犯罪不能制止,严峻的犯罪就更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民众乱的时候去管理。所以轻罪重罚,那么刑罚能除掉而事情也能办成,国家就会强盛;使用刑罚有重有轻,那么刑罚虽然用了,犯罪的事却仍旧发生,国家就会被削弱。
民众打仗勇敢,那么国君就应该用民众想要的爵位来奖赏他们;民众胆小,那么就用他们讨厌的刑罚消除他们的胆怯。因此,对胆小的民众用刑罚出去胆怯,那么他们就会变得勇敢;对勇敢的民众使用奖赏,那么勇敢的民众就会拼死效力。胆小的民众变勇敢,勇敢的民众拼死效力。所向无敌的国家,一定能称霸天下。
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放纵自己,民众放荡就会产生虱害,有了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国家就会被削弱。所以对穷人用刑罚,迫使他们务农以增加收入,这样就会富足;对富裕的人用鼓励他们买官的办法,使他们减少财富,就会变穷。管理国家的措施,最重要的是贫穷的变富裕,富裕的变贫穷。贫困的变富裕,国家就会强盛;富裕的变贫困,农夫、官吏、商人这三种职业就不会有虱害产生。国家能长久强盛,有没有虱子一样的危害产生,一定能称霸天下。
刑罚(实际上是指实行法治)能产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盛,强盛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惠,恩惠从刑罚中产生。因此刑罚多了,那么奖赏就丰厚了;奖赏少了,那么刑罚就显得过分严肃了。民众有喜欢的也有讨厌的,民众所喜欢的事中有六种放荡的事情,他们讨厌四种难做的事。国家放任民众中这六种放荡的事,国家实力会被削弱;国家推行四种民众畏难的事,兵力就强盛。所以能称霸天下的国家,刑罚就用在九个方面,奖赏却只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刑罚用的面多,那么六种放荡的坏事就能制止;奖赏从农战这一个方面出,那么四种畏难的事就能推行。六种放荡的事情被制止,那么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难做的事能推行,那么军队(在列国中)就没有敌手。
民众所想得到的东西很多,可是能获得爵位的途径只要农耕和作战一条路,民众想要得到的爵位不通过这条路,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民众必须用心从事农耕和作战。民众用心从事农耕和作战,那么力量就能集中,力量集中国家就会强盛。国家力量集中又用来对外对外打仗,国家就会更加强盛。因此,能够创造实力而又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攻打敌人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一定强盛。堵塞谋求个人私利的门路,用来断绝民主的妄想。只打开奖励民众用心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条路,用来满意民众的需要。让民众一定先做他们所厌恶的,然后获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所以国家的实力才能雄厚。实力雄厚却不使用,那么民众得到爵位的愿望就会落空了;民众谋求爵位的希望落空,那么民众就会产生私心;民众有了私心,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能够创造实力,不能使用实力的国家,叫做自己攻打自己国家,一定会被削弱。所以说:能够称霸天下的国家,不储存实力,民众家中也不囤积粮食。国家不储存实力,是为了调动民众的力量;民众的家中不存粮食,是国家要把粮食储藏在官仓中。
管理国家有几种情况:在民众的家中能决断是与非的国家,能称霸天下,由官吏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强盛,由国君来决断事情的国家就弱。轻罪重罚,刑罚就能去掉。按法规来选用官吏,国家就能管理好。要减少刑罚,就要在民众中建立什伍制度,使民众互相监督,互相约束,对那些揭发犯罪者的奖赏不可失信。发现奸邪一定要告发它,那是由于民众的心中能判定是非。国君发布的命令民众明白应响应。器物在民众的家中作成,便能在官府中通行使用,那是因为事情在家中就能明确。所以成霸业的君主如何实行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十分明白,就佝器物该是什么样在民众家中能明确一样。社会政治清明,那么民众就会心齐,社会正当黑暗,民众对问题就会产生异议。民众同君主的意见相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民众同君主政见不同,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的法令就能执行,国家就能管理好。国家的法令就不能实行,国家就会混乱。国家能管理好,是因为民众在家中就能判定对错。国家混乱,那就要君主做决断。管理国家最可贵的是在民众中作出决断,所以十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弱,在五个村子以内做出决断的国家强。事情在民众家就能决断地,官府的办事时间就会不足。因此说:在当夜把一天的事处理好的国家强盛。政事必须由君主来决定的国家就会忙乱。所以说第二天才以能处理好政务的国家会削弱。因此,实行法治的国家,官吏处理政务不必服从君主,民众处理事务也不必服从官吏。
靳令
作者:商鞅
靳令,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则显,民变诛,计变诛止。贵齐殊使,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农弛奸胜,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冶去治、以言去言。
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守壹者治。汉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泽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农战;外交以备,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毁也,多者不损也,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一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仁者,必之续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
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译文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执行法度公正,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法度已经确定,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人,那么民众就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那么民众就多喜欢空谈。推行了法治,就能在下层决断政事,在五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能称王天下,在十个村子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这样的国家一定强盛,隔一夜才将事情处理好的,国家会被削弱。用刑罚来管理国家,用奖赏激励民众去作战,任用所谓的“奸邪之人”,而不用“善良之人”。假如法度确立了而不再更改,那么就会显示出法度的地位,民众就会明辨处罚的法令,民众心中对处罚的法令弄明白了,处罚自然停止使用了。贵族和平民被君主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是各都市中尊贵的爵位、丰厚的俸禄都要在征战中立功获得。国家没有邪恶不守法的民众,那么都市中也没有违法的交易市场。假如豪华的生活用品多,从事商业的人多,农业生产就会松懈,邪恶的事就会发生,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民众有了多余的粮食,让民众用粮食换取官爵,得到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农夫就不会懒惰了。四寸长的竹管子没有底,一定装不满。授给官职,给予爵位不靠功绩,对爵位的欲望就像就像没有底的竹管一样。
国家穷而一定从事作战,那么对国家有危害的事就会在敌国发生,没有六种像虱子一样有害的东西,国家一定强盛。国家富足而不作战,苟且偷生的事就会在海内发生,国家有了六种虱害,国家就一定会被削弱。国家根据战功授予官职,给予爵位,这就叫用官爵来增加聪明和谋略,用官爵鼓励勇敢作战。用官职、爵位增加聪明和计谋,用官职鼓励民众勇敢作战,这样的国家一定无敌于天下。国家根据战功授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简明,空谈就会少,这就叫用政务除去政务,用空谈去掉空谈。国家按照像六种虱子似的东西授给官职、赏给爵位,那么政务就会繁多,空谈就会产生,这就叫用政务招来政务,用空谈招致空谈。那么君主就会被空谈之士所疑惑,官府被政治上的邪恶风气搞乱,奸邪的大臣便得志了,有功于国的人一天一天被排挤出去,这就是管理国家中所犯的错误。君主墨守儒家宣传的各种思想就会混乱,坚守让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这一思想来管理国家,国家就会管理好。法度已经确定,而国君喜欢任用像六种虱子一样对国家有危害的人,国家就会灭亡。民众都选择务农,国家就会富裕。像六种虱子似的危害的东西不再使用,那么士兵、民众都会争相鼓励而愿被君主使用,国境内的民众都争着以从事农耕作战为荣,不认为这样做耻辱了,这是最好的方面。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被奖赏所鼓励,被刑罚所阻止。再差一点的情况是,民众讨厌为君主去从事农战,他们为此担心,以从事农战为耻辱,他们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表而凭这个四处游说,认为为了拿君主的俸禄与君主交往就耻辱,用这种方法躲避农耕作战;同外国势力交往,为自己预备后退之路,假如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有人宁肯挨饿受冻甚至死亡,也不愿意为了利禄的原因去作战,这是亡国的风气呀。
六种虱害:是礼制,音乐;是《诗经》《尚书》;是修养、仁慈,是孝顺长辈,尊重兄长;是老实有信用,是正直廉洁;是仁爱、道义;是反对战役,是以参加作战为耻。国家有这十几种有害的东西,君主就没有办法让民众从事农耕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到被削弱。假如这十几种思想的信仰者成群结队,这就叫君主的统治不能超过他的臣下,官府对民众的管理不能超过他的民众,这就叫做六种虱子似的危害压过了国家的政策法令。这十几种思想假如有根基,国家一定会被削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几种思想统治国家,所以国家的实力雄厚,天下各诸侯国没有能入侵它的。军队假如出战,就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就一定能占有它;假如按兵不动,就一定能富足。朝廷的大小官吏,被人轻蔑也不会受毁谤,受到别人的重视也不会被人诋毁遭到损害,只要事业有成效建立功勋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虽然有诡辩的口才,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排在别人的前面,这就叫用法度来管理。凭自己的实力去攻打别的国家,出一分力会获得十倍的收获;凭空谈去攻击别的国家,出十分力会丧失百倍的代价。国家喜欢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喜欢空谈,这就叫用轻易得到的东西去攻击别的国家。
加重刑罚,减少奖赏,这是君主爱护民众,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奖赏。增加奖赏,减轻刑罚,这是君主不爱护民众,民众就不会为奖赏而拼死奋斗。爵位利禄出自一个途径,那么国家就会无敌于天下;爵位利禄出自两个途径,那么国家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爵位利禄出自多个途径,那么国家的安全就难保了。加重刑罚,能严明重要的法度;法度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像虱子一样的东西作怪。信仰像六种虱子似的有危害的思想的人成群,那么民众就不会愿意被君主役使。因此,兴盛的国家刑罚实行了,那么民众就会与君主亲近,奖赏实行了,民众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使用重刑,犯重罪的人使用轻刑(诸多学者认为此句当为衍文,与此篇文字多有类似的《韩非子·饬令》中就无“轻其重者”几个字——录者注),那么犯轻罪的事就不会再发生,犯重罪的事也不会有,这就叫用刑罚去掉刑罚,刑罚去掉了国家的事情也能办成;对犯有重罪的人使用轻刑,刑罚虽然使用了,而事情也没办成,这就叫用刑罚招致更大的刑罚,那么国家的实力就会被削弱。
圣明的君主懂得事物的要害,所以他管理民众能把握最要害的东西。假如把握奖赏和刑罚用专一从事农耕和作战来培养仁德,这一定是他政治思想的继承。圣明的君主在统治民众时,一定能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戴,所以,能在农战中用他们的力量。实力能产生强盛,强盛能产生威力,威力能产生恩德,恩德又产生于实力。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拥有实力,所以他在天下能继续仁义。
定分
作者:商鞅
公问于公孙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公孙鞅曰: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以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
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寸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长印。即后有物故,以券书从事。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铢。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
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也道也。今先圣人为书而传之后世,必师受之,乃知所谓之名;不师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议之,至死不能知其名与其意。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治之,愈乱;势治而治之,则治。故圣王治治不治乱。
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难也。夫不待法令绳墨,而无不正者,千万之一也。故圣人以千万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知;贤者而后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译文
秦孝公问公孙鞅说:“今天制定的法令,明天清晨就想让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明确了解并奉行,一致而没有奸私,应怎么办?”
公孙鞅说:制定法令,设置朴实厚重以使百姓知道法令的详细内容的人作官吏,把他作为主管法令的官吏。推荐给天子,天子应允,就命令他们主管法令。都诏令受命上任。各自主管各地的法令,百姓胆敢忘记遵守他主管的法令的名目,就用他所忘记的法令的名目惩罚他。主管法令的官吏,若有变更或死去,马上就命人学习阅读理解法令的内容,为他指出准则,让他几日内便通晓法令内容,不能合乎法令准则的就用法令惩罚他。若有胆敢刊定法令而增减一个字以上的,就是死罪而不会得到赦免。众官吏和百姓若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询问法令的详细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必须根据他们的问题明确答复他们。而且要制一个长一尺六寸的符券,符券上写明年、月、日、时间、所问法令的内容。主管法令的官吏不告诉,等到他们犯了罪,正是他们所询问的那一条,那就按他们所询问的那条罪状来惩罚主管法令的官吏。在询问时,就要把符券的左片给询问法令的人,主管法令的官吏则小心将右片装入木匣,藏在一个屋子中,用法令长官的印封上,即使以后当事人死了,也依照符券办事。
法令复制一份放在天子的殿中,殿中给法令建一个禁室,有锁钥,用封条把它封起来,把法令的副本藏入其中,用禁印封上。有擅自启开禁室的印封,和进入禁室偷看禁室的法令以及删改禁室法令一个字以上的,都是不可赦免的死罪。每年一次,将禁室所藏法令颁发给主管法令的官吏。
天子设置三个法官,宫殿中设置一个,御史设置一个,丞相设置一个。诸侯和郡县也为他们各设置一个法官和法吏,全都比照秦都的法官。诸侯郡县一旦接受禁室的法令,就犹如学习询问法令的内容。官吏和百姓想知晓法令的,都询问法官,所以天下百姓、官吏没有不知晓法令的人。官吏明知百姓知道法令,所以官吏不敢以非法手段对待百姓,百姓了不敢犯法来触犯法官。对待百姓不遵守法令,人民就可以向法官询问,法官就将法令所规定的罪名告诉他们,百姓就将法官的话警告官吏。官吏知道事情这样,就不敢用非法手段对待人民,人民也不敢犯法。像这样,海内官吏和百姓即使有贤良、善辩和狡猾的人,也不可说一句违法的话,即使有千金之一富,也不能使用一铢违法的钱。于是巧诈贤能的人都改变去作好事,都努力自治,听从国家的法令。人民敦厚就统治,这是由于法令明白易懂而一定要遵从。
法令就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是用来防御人民的。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抛弃衣服,希望到东方而向西走一样,其相去甚远是很明显的。一只兔子跑了,一百个人乱哄哄蜂拥而上,要逮住他,并不是因为捉到兔子后每个人都能分到兔子的百分之一,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没有确定。而市场上有好多兔子在卖,盗贼都不敢去偷,这是因为市场上兔子的所有权是明确的。所以,当事物的名分没有确定以前,尧、舜、禹、汤也像奔马似地追逐,而名分确定后,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如法令不明确,其条目不确定,天下百姓都会评议,其评议因人而异没有定说。人君在上制定法令,百姓在下议论纷纷,这是法令不定,以下代上,这就是所说的名分不定。名分不定尧、舜尚且都会违法,何况普通百姓。这样就使奸恶大兴,人君失掉权威,这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好比古代圣人著书,流传于后世,必须由教师教授,才能知道其详细内容,如不同教师传授,人人都以自己的想法来评议,到死时也不能知道书文字的它的详细意义。所以,圣人一定给法令设置法官。设置法官做天下人的老师,就是为了定名分。名分确定了,奸诈之人可以变得正直老实,人民都谨慎忠诚,而且都能自治。所以确定名分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势所必治就不会乱;势所必乱就不会治。势所必乱再加管理,就会更乱;势所必治再加管理,才会更治。圣王在势所必治的情况下来治国,不是在势所必乱的情况下来治国。
微妙深奥的言论上等才智的人也不易理解,不需要法令作准则而行为都是准确的,在千万人中只有一个。圣人是针对千万人来管理天下,所以只有智者才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为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是智者。只有贤能的人能理解的东西,不能用来作法令,因为百姓不是人人都贤能。所以圣人制定法令一定使它明白易懂,愚人智者都能懂得。为百姓设置法官,设置法吏,作为百姓的老师,使万民不致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圣人把握政权,天下没有受刑被杀的人,并不是他不用刑,不杀人,而是圣人推行的法令更明白易懂,又给人民法官、法吏,作他们的老师,教他们懂得法令。从而万民都知道应躲避什么、亲近什么。怎样躲开祸患,接近幸福,而且都能自治。明君在人民自治的基础上来从事国家的管理,天下就大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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