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古诗文集时间:2022-11-23 17:28作者:未知编辑:猜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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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原文及翻译(前一段原文,后一段翻译):
唐纪十一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贞观十一年(丁酉、637)
唐纪十一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1]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上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1]五月,壬申(疑误),魏徵上奏疏,认为:“陛下从善如流、闻过必改的精神好像不如从前,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比过去严肃了。由此可知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这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与户口甲兵的强大,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作以至国家危亡,我们自知贫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乱;未灭亡时,自认为必然没有灭亡的危险。故而不停地征派赋税劳役,不停地东征西伐,以致祸乱将及自身时还尚未知觉。所以说照看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借鉴失败莫如看国家的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的覆亡,除掉奢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承施行过去的勤勉节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下诚属困难,而守成则较为轻易,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难道不能保全较轻易的吗?”
[2]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2]六月,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彦博长时间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朕见其精力与体力不支,已有二年,只是遗憾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竟致英年早逝!”
[3]丁巳,上幸明德宫。
[3]丁巳(初四),太宗巡幸明德宫。
[4]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4]己未(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戊辰(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
[5]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5]己巳(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6]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6]秋季,七月,癸未(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溺死六千多人。
[7]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智慧!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如果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假如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赏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如同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应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赏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假如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如果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长,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10]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结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续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疲倦,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认识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犹如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长,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也要百姓有余力,然后收税,不可强加聚敛拱手供应敌方。节俭以使百姓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今日再这么做,固然不是什么难事。陛下假如想要谋划长治久安的政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是像贞观初年那样,则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十分过分的,但不能不深思陛下身后的事情。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曹丕即位,便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恰使他们倍受其苦。另外,百姓得以安定,惟在于刺史和县令,假如挑选的人得力,则陛下可以清闲安闲。如今朝廷只重中心的官吏而轻蔑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蔑。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应当由朕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朝官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11]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11]冬季,十月,癸丑(初二),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12]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立刻得之,不以立刻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12]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猪搏斗,太宗拨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立刻得天下,却不以立刻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兴奋,为此停止捕猎,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13]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13]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游猎,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丁丑(二十六日),李恪因此被免官职,削减食封三百户。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的儿子,不能匡偏正讹,论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狩猎,怎么能只怪罪万纪呢?”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过了不久,太宗单独召见柳范说:“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答道:“陛下仁德明察,我不敢不尽愚忠直谏。”太宗兴奋了。
[14]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14]十一月,辛卯(十一月),太宗巡幸怀州,丙午(二十六日),回到洛阳宫。
[15]故荆州都督武士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15]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年方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北宋。
《资治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
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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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d=6ag3 提取码: 6ag3王闻其贤,欲见之。非为韩使于秦,因上书说王曰:“今秦地方数千里,师名百万,号令赏罚,天下不如。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从之计,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王悦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令早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秦王嬴政听说韩非是个德才兼备的人,便想约见他。韩非正好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就趁机写信呈给嬴政,劝说道:“现今秦国的疆域方圆数千里,军队号称百万,号令森严,赏罚公平,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而我鲁莽地冒死渴求见您一面,是想说一说破坏各国合纵联盟的计略。您若真能服从我的主张,那么,您假如不能一举拆散天下的合纵联盟,战领赵国,灭亡韩国,使楚国、魏国臣服,齐国、燕国归顺,不能令秦国确立霸主的威名,使四面邻国的国君前来朝拜,就请您把我杀了在全国示众,以此告诫那些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忠诚的人。”嬴政读后,心中颇为喜悦,但一时还没有任用他。李斯很崐忌妒韩非,便对嬴政说:“韩非是韩国的一个公子,如今您想吞并各国,韩非最终还是要为韩国利益着想,而不会为秦国尽心效力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现在您不用他,而让他在秦国长期逗留后再放他回去,这不啻是自留后患啊。还不如依法将他除掉算了。”秦王政认为李斯说得有理,便把韩非交司法官吏治罪。李斯又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及早自杀。韩非试图亲自向秦王嬴政陈述冤情,但却无法见到秦王。不久,秦王政有些后悔,就派人去赦免韩非,可是韩非已经死了。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2、内容简介
《资治通鉴》(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是北宋闻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1019-1086)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实。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是我国编年史中包含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轻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3、作品评价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4、作者简介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闻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记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
《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有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 ),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轻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
扩展资料:
《资治通鉴》作品赏析: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
《资治通鉴》具有强烈的正统立场,在分裂时代,如三国,魏有纪,蜀、吴无”纪“;南北朝时代,南朝有”纪|,北朝无“纪”;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又如《通鉴》载魏明帝太和五年:“(诸葛)亮帅诸军入寇,围祁山,以木牛运。”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资治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在继续前人的同时,又有所发展。他把历史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
《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楚,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很多错误,如史家严耕望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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