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成语大全时间:2022-11-11 01:49作者:未知编辑:猜谜语
g)都是谁资助了陈独秀
即使是这样,对于陈独秀这个知名人士的照顾,蒋介石还是遵从了以前对于社会贤达人士的做法,即不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捉襟见肘之感。一九八六年二月份《中共党史研究》披露的台湾“中心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有关朱家骅与陈独秀来往的六件档案,提供了朱家骅奉命向陈独秀提供***援助的事实。这一点与我国公开出版物中通常所说的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穷困潦倒有着很大的差别,但这并不是说蒋介石对陈独秀有多怜悯或仁慈,而是慑于陈独秀的社会影响力。按照曾彦修先生的说法,就是“在蒋介石政府当中根本找不出一个在各方面和陈独秀相称的人物。”陈独秀“在一九三九年到了重庆以后,假如很快贫病而死,对蒋介石极为不利。”可惜这份资料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重,以至于其后发表的一些出版物以及有关陈独秀的文章,仍旧延续了以前评价称独秀“宁愿饿死,也不要任何资助”的说法。比如颇有影响的《陈独秀传》(任建树、唐宝林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谈到这个问题时写道:“国民党***的官僚 (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予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果断拒绝……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一九九九年,任建树单独出版的《陈独秀大传》,也延续了前书的说法。
这个说法的来源本于一九七七年郑学稼在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上回忆陈独秀晚年的一篇文章。一九八九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郑学稼著《陈独秀传》,同样采取了作者以前的说法:一九四一年“3月25日接陈独秀先生信,内附五千元支票,要我面交张国焘先生……陈函(给张),依‘日记’云:‘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原来高层知陈穷,经朱家骅赠五千元(当时还是不少的钱),陈先生退还,朱又托张寄往。张接信和支票后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
朱家骅在一九四零年七月十七日致陈独秀信,在问候病体之后,写道:“故请张国焘同志代致拳拳之意,并面奉医药费一千元,幸善摄卫,早日复安。”
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的信中写道:兹特邀国焘兄诣前奉候,面致拳拳,并奉上医药费五千元,敬希哂纳,并祈珍摄是幸。”且信稿的右上角有一“密”字,说明此信知悉者仅限于一定的范围,并与政府高层有关。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陈布雷致朱家骅的信则证明了确与高层有关。陈布雷的信如下:“骝先我兄大鉴:日前所谈仲甫近况艰困,经呈奉谕示一次补助八千元,以吾兄名义转致。当饬公费股周股长奉上,送到时请察收赐覆(电话告弟即可)为荷!即颂时祉。弟陈布雷。一月十七日。”此信稿左边批有“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的字样。说明当时张国焘与陈独秀的来往较密切,可能与两人均被开除党籍有关,这与通常所说陈独秀“甚厌恶张”云云,又是一个较大的出入,在此不作探讨。
朱家骅在收到陈布雷的信后,一月二十日回信:“布雷吾兄勋鉴:十七日手笔敬悉,关于一次补助仲甫兄八千元由弟名义转致一节,俟收到后,当即派张国焘同志送去也。知关廑注,敬先奉复,抵颂勋绥。弟朱家骅。一月二十日。”此信的右上角仍标注了“密”字。
一周后,即当月的二十七日,朱家骅致信陈独秀说:“仲甫先生大鉴: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屡思趋候,以职事牵人,迄今未果。兹托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哂存,幸甚幸甚,耑颂时绥不宣。弟朱家骅。一月二十七日。”此信除右上角的“密”字外,右边空白处还标注了“已由甘秘书呈签后送交张君”。批注言:“由甘秘书呈签”,明白无误是一笔国民党官方的经费,只不过是以朱家骅的名义,经过原来既是陈独秀的学生,又是党内同志的张国焘转交。这样的行为路径,无非是考虑到为陈独秀易于接受。由此可以推测,这种资助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包括政治条件。联系到陈布雷致朱家骅信中所说“经呈奉渝示”,此事蒋介石是点了头的。
很明显,这里牵扯到三笔钱。那么,要害的问题是,陈独秀收没收这几笔钱呢?而陈独秀在一月二十九日致朱家骅的信,提供了肯定的【谜语答案】:“骝先先生台鉴:国焘兄来(江)津,奉读手教,并承赐国币八千元,远道将来,不敢辞却,无劳而领厚赐,受之实深惭愧也。弟寓人口既少,生活又简朴,去年赐款尚未用罄,今又增益之,盛意诚属过分,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并谢高谊,余不尽焉。弟独秀启。一月二十九日。”
即便拿众所周知的北大同学会资助陈独秀的生活来说,也存在某些可疑之处。因为在战役时期,北大的普通学生自身的生活都成问题,即使真的想捐助,多数是有心无力,他们的接济是靠不住的。对此,北大的校长蒋梦麟先生曾说过,所谓北大同学会的资助,实际是由校方来出的。蒋在《新潮》里说: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那么,当时教职员的薪金都不能按时发放,因此发生过陈独秀没能按时收到北大同学会的钱后,给蒋孟麟写信询问的情况。而朱家骅在一九一七年到北大教授德文时,陈独秀正是北大的文科学长,两人有同事之谊。一九二七年后,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和中心大学校长,一九三一年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四十年代初,朱的所任职务为国民党中心组织部长兼代理中心研究院院长。一直以来,朱家骅的工作范围都是在文化教育界,因而是一位被文化界所推重,也是陈独秀能接受的人物。蒋介石选择朱家骅出面来资助陈独秀,应该说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
一九四一年三月的一笔五千元汇票,张国焘受朱家骅嘱托转寄后,陈独秀写给张国焘的短信中,有这样的字句:“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以前据此得出的结论是,陈独秀随信函一起将汇票退给了张国焘。实际的情况正相反,仅从陈独秀信中的话,也得不出陈独秀拒收的结论。况且陈独秀给朱家骅的信中还有“去年赐款尚末用罄”的话。郑学稼为何以当事人的身份说出陈独秀拒收的话,假如不是另有一笔五千元的汇票,***大的可能是他有意为陈独秀遮掩一边扭转当时对陈不好的评价。是不是这样仍值得探讨。
假如陈独秀接受了朱家骅以同事名义给予的资助,那么,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以晚辈师长的孝敬,就更不在话下了。即使背后和官方有关系,起码在台面上是没有关系了。这种正常的人情交往,已经完全脱离了道德层面,陈独秀能够坦然接受也说明在他的道德体系中这是不成其问题的,这也是他拒绝胡宗南、戴笠示好,以及一九三八年退还国民党特务任卓宣二百元的原因。什么钱可以接受,什么钱不可以接受,陈独秀内心是有自己的原则的。这样的事情是无损于陈独秀的品德的。过去那种完全拒绝的评价是建立在并不真实的事实之上的,其中也不乏***观念的影响。为了塑造陈独秀反对国民党的形象,把所有可能接触的情况完全描写为对立,显然脱离了当时国共合作的现实。在没有背叛理想、背叛民族,自身生活又出现困难的情况下,有原则地接受一些资助不仅是人之常情,而且是道德所答应的。
我们之所以探讨陈独秀的生活来源问题,是因为自他一九三七年秋出狱之后,基本上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明、康生说他每月领日本人的津贴三百元,在朱家骅之前,蒋介石也尝试过让其他人送钱给陈独秀,***问题成为了缠绕陈独秀人生***后途程的一个难题,也成为身后人们评价他的一个难题。
分析起来,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基本上是清楚的。一是“北大同学会”每月的三百元。二是稿费。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聘任陈独秀为《时事新闻》名誉主笔,每月给老领导的一百六十元津贴。在《东方杂志》《宇宙风》及亚东图书馆等杂志、出版社发表文字学、自传等文稿,所获的稿费;国民党教育部国立编译馆预付《小学识字课本》的稿费二万元。不过后面的一笔稿费,因此书没有出版,陈独秀生前并没有动用。临终前,陈独秀交待妻子潘兰珍用作了丧葬费。三是演讲报酬。受邀在武汉、重庆、江津的一些单位,发表对抗日问题的演讲所获报酬。四是朋友的救济。这在陈独秀的经济来源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朱家骅的资助应算在其中。另据江津市党史办公室调查,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陈独秀在江津结识的四川绥靖公署少将参军杨鹏升,曾三次直接接济陈独秀,共计二千三百元,托章士钊等人转寄陈独秀亦三次,计二千二百元。独秀用笺”“仲甫手缄”稿纸及信纸,也全由杨鹏升以私人名义印刷资助。一位没有查清确切身份的“晋先生”资助过二千二百元。刘辅承在陈独秀入川时,资助了五百元。蔡元培、邓蟾秋、邓仲纯等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惠僧和段锡朋等北大学生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陈独秀病危时,送上三百元。
对于多数友人的相助,陈独秀多以赠诗、字幅、字联或墓志、碑文等回报。当然这种回报只是象征性的,但体现的是陈独秀“无功不受禄”的文人品格。陈独秀给杨鹏升信中的话,可为此作一注脚:“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
陈独秀夫人潘兰珍
尽管陈独秀生前果断拒绝蒋介石的资助,可在陈独秀死后,蒋介石还是领衔赠予五千元赙金(即丧葬费),陈立夫、朱家骅等国民党要人纷纷跟进,所赠之数不尽相同。这笔钱均由北大同学会的何子瑜经手操办并作记录。何子瑜开列的《先生逝世前后用费收支》表中,有如下记载:“蒋先生5000元、朱骝仙先生5000元……以上(是)医药费”;“蒋先生5000元、陈立夫先生2000元……以上(是)赙(殡)仪费”。
陈独秀有了上面这些经济来源,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穷困潦倒。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月进之数即为三百元。陈独秀固定月收入有两部分,一为北大同学会的三百元,一为《时事新闻》的一百六十元,加起来为四百六十元,要比一般知识分子多入不少。那么,他一月开销是多长呢?陈独秀在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致杨鹏升的信中,写得一清二楚:“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弟居乡时(即住在石墙院时),每月用二百元左右,主仆(雇有一做饭的男仆)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冬季怕冷迁入江津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算下来,每月仍有盈余,即使考虑到陈独秀一直在病中,仍不至于入不敷出。当然到了一九四一年下半年,物价翻番,陈独秀在鹤山坪的生活费已涨至月费三百元,冬天到江津城又要多出一倍,每月花费需六百元。但将各项收入均摊到每个月,仍不会有举债之忧。所以,在陈独秀的来往书信中,见不到他感叹生活困窘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一直以来,陈独秀的晚年被描述为贫病交加、经济艰窘呢?是人们同情他晚年的疾病缠身吗?
那么,陈独秀所患何病呢?